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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华的体制外8年医疗梦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0 03:35:16 阅读: 来源:臭味剂厂家

罗成华的“体制外”8年医疗梦

相对于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优质的医疗资源尤其是技术精湛的医生短缺,成为中国目前医疗市场的最大痛处,也是从2009年起始新医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医疗供需不平衡看,中国新医改的举措之一应该是扩大医疗供给,因而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化办医成为医改导向。与此同时,如何改革现有公立医院行政性僵化的管理体制、体现600万医务从业者的本真价值,成为新医改的核心命题。

《新健康》版“先锋医者”系列聚焦新医改进程中的创新者、探索者,缕析这场改革大潮的时代脉络、见证变革力量源。我们期待变革驱动创新、创新重构正向医疗生态……

下午7时,当51岁的罗成华走出医院,已经能听到远处的鞭炮声,回家路上的天空中偶然散落着绽放的烟花。这是2015年的元宵节,和20年间每一个工作日一样,作为国内颇有名气的肛肠外科和肿瘤外科医生,罗成华又为2位“埠外”疑难重症患者进行了7个多小时的手术。

“一位6岁罹患先天性肛门闭锁症(又称肛锁)的小孩子,每天需要随身带着一个粪便袋,马上要上学了,对小孩的影响有多大可想而知。”每提到这类病患,罗成华都有感同身受之痛。而罗成华当年在美国学习的“再造括约肌”医疗技术,使得他成为国内少数能进行此类疾病手术治疗的医生。

因此,尽管罗成华目前所在的医院,即北大国际医院目前还未有医保报销资格,但患者还是“慕名”而来自费进行手术治疗,成为罗成华每年400位手术患者中的一员。

相对于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优质的医疗资源尤其是技术精湛的医生短缺,成为中国目前医疗市场的最大痛处,也是从2009年起始新医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医疗供需不平衡看,中国新医改的举措之一应该是扩大医疗供给,因而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多元化办医成为医改导向。与此同时,如何改革现有公立医院行政性僵化的管理体制、体现600万医务从业者的本真价值,成为新医改的核心命题。

在这场改革进程中,罗成华是一名“不安分”的尝试者:从公立医院到民营医院,再到“混合所有制”医院,罗成华的8年执业医院变化是其追求发挥个人能力和学术进展的理想追求,而也因此印证了中国新医改的脉络:办医主体越来越多,医疗供给在不断扩大,医生们也有了更多发挥能力体现价值的选择。

“北大国际医院有非常好的平台,特别是国际交流的平台。”罗成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称,他正在编写一本即将在美国出版的腹膜后肿瘤专著,而这本书将是该领域内全球第一本专著。从2014年12月起,罗成华任职北大国际医院腹膜后肿瘤中心主任,且是当时该医院唯一一位专职科主任。

遵循国际标准的北大国际医院投资近50个亿,占地44万平方米,核准床位数1800张,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医疗建筑,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第九家附属医院。与众不同的是,北大国际医院是由社会资本参与举办的非营利性混合所有制综合医院,即由北京大学和方正集团共同投资兴建,成为北京最大的社会资本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

开业仪式上,北大国际医院就与英国、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院校达成合作项目。就在开业前夕,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会议——雅鲁国际医疗合作专题讨论会首次落户中国,并由北大国际医院承办。

这种“国际范儿”正是像罗成华这样的医生希翼的从业平台,即能够与国际医疗学术界紧密交流与合作,从而在技术上保持同步甚至领先。

而北大国际医院的开业的宏观背景是,2014年医改争论已经逐渐淡出主流舆论。改革所触及到的关键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则集中体现在公立医院改革和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办医上。民资、外资、央企等多元办医主体纷纷入场,很多“混合所有制”的医院建成,优质的医疗人才成为争夺对象,而医生们也有了更多择业选择。

罗成华自信,带着国内领先的医疗技术、团队建设和科室管理经验,在新运行机制的大型医院中他将有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

出“体制”:

从301医院到厦门长庚医院

2007年底,罗成华做了一个令亲朋好友诧异的决定,即离开学习、工作了20年的公立医院,南下去一家民营医院任职大外科主任。

作为治疗国家领导人、全军官兵疾病及承接全国疑难杂症患者的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是很多医学毕业生向往的地方,而罗成华离开时,已经是301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全军大肠肛门外科学专业组副组长。

这种敢于走出“体制内”的做法,在公立医院占中国医疗市场90%的环境中,显得比较另类。而那一年,关于中国新医改的讨论和酝酿正成为社会热点议题。

尽管从2006年9月开始,围绕医改新方案的酝酿和出台,一波又一波争论热潮不断。但到2007年时,医改新方案仍未公开。当时争论焦点是,政府应该投给医疗服务的需方,通过国民健康保险的方式购买医疗服务;还是直接投给医疗服务的供方,恢复医疗机构公益性,以提供免费或低费基本医疗的方式让利于患者。

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社会医疗保险派对公立医院改革方向有清晰观点。即主张政府筹资补需方,医保机构代表患者,与医疗机构谈判,购买医疗服务,无论公私医院。这样可以形成竞争环境,倒逼医疗机构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促其提高效率和质量。

但由于医疗市场竞争不充分,公立医院占绝对垄断地位。在供方市场竞争不充分、供给紧缺的情况下,“购买服务”可能只能向一个主体购买,竞争无从谈起。这样,急需医疗服务体系改革,进行公立医院改革、放开民资进入医疗市场的门槛等配套改革跟进。如果不解决医疗机构运行和管理机制,新医改仍会在医院这一层面扭成一个死结。

当时,民资办医或社会办医的形势,还远未7年后的今天如此明朗。但心怀理想的罗成华却勇敢地成为“体制外”人,他当时选择的民资医院也颇为引人注目:厦门长庚医院。

近20年破局,2008年5月厦门长庚医院获准开业,其时间恰在中国医改方案公布的前夜。长庚医院曾是台湾地区医改的“鲶鱼”,颠覆了台湾医疗市场的格局。而其高效的管理运营机制名气远扬,成为大陆地区公立医院管理层争相取经的胜地。其中包括在西南地区发展堪称奇迹的华西医院,其管理运行机制也借鉴了台湾长庚医院。因此,当时厦门长庚医院的开业,在大陆医疗界引起很大震动,搅动现行公立医院格局的期待一时成为医改专家的预判。

为什么罗成华会选择从体制内三甲公立医院离开,投身民资医院?

罗成华说:

首先是对自己有信心。离开301医院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对自己有信心。第二类大概就是医院不愿意要的人。绝大部分不会离开这个大平台,毕竟是一棵大树。

第二个原因是想要事业发展的空间。

厦门长庚医院的体制机制是沿袭台湾长庚医院,运营体制机制非常先进和科学。具体的亮点是:成本控制,致力于成本最低化,效益最高化,包括信息系统,流程,人员配置等都按照这个目的来做的。同时,制度非常严格,依据流程管理,任何事情依据于制度和流程来办,没有例外。这样做,在任何时候可以复制,容易形成口碑;同时,长庚医院经营的理念非常强,到一个地区开医院,都会想方设法渗透到地方,比如在社区开展健康教育、义诊等活动。

当时去厦门长庚医院更重要的是,看重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跟国际交流的密切程度。能够有一个国际性平台,跟国际医疗学术界交流学习。!

台资医院“水土不服”?

无论是港澳台,还是现在外资,开放独资试点的地区都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市场广阔、需求丰富。而每次开放政策向前推进一步,人们对“鲶鱼效应”的期待都会被唤起,总希望新力量的注入能够给社会资本办医的局势带来改观。

这种改观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出现优质的社会办医机构,满足中国患者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另一个是从外部形成对公立医院的竞争压力,推动阻力重重、进展迟缓的公立医院改革前进。

从7年后看,厦门长庚医院并未在大陆医疗市场上起到“鲶鱼”作用,有报道称其在厦门本地医疗市场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0%。厦门长庚医院亦如南京明基医院等台资医院一样,并未在大陆市场上掀起多大波澜。

2009年2月,北京世纪坛医院以人才引进的方式,邀请罗成华加入,医院专门为他开设了结直肠肛门外科这个独立的科室。也因此,罗成华离开了厦门长庚。

罗成华说:

后来发现厦门长庚医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同样的工作量和技术付出,大陆员工和台湾员工待遇相差很大,大陆低多了。第二,在其精神深处,大陆员工没有地位。第三,厦门长庚不愿意本土化,大陆医生提出的很多建议不愿意采纳,比如科主任要办一些学术活动,厦门长庚作为主管者不能理解。

同时,在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学术培养层面,也未有想象中的空间,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几年后,厦门长庚日常维持在400-500个住院病人量,已经到了瓶颈。病人小手术比较多。

原以为台湾长庚医院能够带来很多先进的医疗技术,后来发现并没有很多。有些还不如大陆医生。有些我们认为能切的肿瘤,台湾医师不敢做。

北京世纪坛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其前身为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2004年6月11日,正式移交北京市卫生局管理。2005年1月1日,正式改称北京世纪坛医院。

在中国公立综合医院,把结直肠肛门外科建设成为独立的科室没有经验可循,医护人员如何配置?科室品牌如何打造?专业技术如何与国际接轨?一个个问题接踵而来,罗成华来到世纪坛医院后,面临着新的考验。按国际最新理念,罗成华把结直肠肛门外科建设成为独立的科室,成为世纪坛医院的一个招牌重点科室。

罗成华说:

我们的学科发展,一是我们要借鉴国际上的治科理念,经营三个团队,一个是医生团队,一个护理团队,第三个是助理团队,经营好医生的助理团队,可让医生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地提高他的效率。第二点,我们要重点从疑难病症上面来带动整个科室的发展,充分利用我们在美国学的技术,来做一般医院一般医生难以做到的技术,治疗那些一般医院难以治疗的病人,只有这样才能打出科室品牌。

混合所有制新平台:

科主任心中的一盘棋

在2015年元宵节上午做完“先天性肛门闭锁症”患者的手术后,下午罗成华又手术治疗了一位“盆腔腹膜后肿瘤”的埠外患者。

“肿瘤不大,但位置靠近骶骨容易大出血,一般医院做不了这类手术。”罗成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种盆腔腹膜后肿瘤手术难度很大。

当把世纪坛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打造为名牌科室后,罗成华的另一个理想仍在涌动,即在腹膜后肿瘤领域有所建树。

“一旦发现多会判为死刑,很多基层医院都无法治疗。”罗成华表示,从国际水平来看,中国病例数是最多的,难度也是最大的。国际上腹膜后肿瘤很少有成规模报道,一般都是个案报道。

“患病少,手术难度比较大,很多国家就不敢做。”罗成华称,他曾经做过一个病人是在韩国工作,去韩国三星医院看了很久,最后临手术前一天医院放弃了手术。后来回中国做了手术,很成功。

罗成华介绍,对此领域,全世界都没有人群发病率的调查统计,中国也没有。只有根据医院收治的病人做的统计,即腹膜后肿瘤占所有恶性肿瘤的比例大概是0.2%。但这个数据只是根据去医院看的患者数量统计的,还有很多患者没有去医院看病。实际上的发病率比这个高些。

而这一次,罗成华选择了更大的平台,即北大国际医院,成为北大国际医院腹膜后肿瘤中心主任。对于这家从建设起就颇为引入注意的“混合所有制”大型医院,罗成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体会。

罗成华说:

北大国际医院和现在的公立医院的差别是:它是全新的医院,人际关系比较单纯。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创业。其次,运行模式不一样,即运营和后勤团队是单独的一套系统,医护团队又是另外一套。两套系统,实际上运营管理团队是为医护团队服务的。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运营和后勤团队经验还不足,配合起来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会完善起来。

医护团队比较单纯,不像公立医院那样,医护团队和行政后勤之间是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公立医院的后勤总是把自己摆在领导位置,临床一线要做点事,申请项目总得向机关后勤表现出一种祈求的状态。但在北大国际医院不一样,只要医护在临床上有需求,后勤会配合得很好。比如准备手术器械的器械室给我打电话,主动问器械需求。比如腹腔拉钩储备是否不足?

和厦门长庚医院相比,毕竟是我们大陆人医院。北大国际医院的包容性很大,它借鉴台湾长庚,也借鉴公立医院优秀的经验,好的经验和模式从不排斥。

现任院长对我们表示,公立医院做不了的我们都可以做,台湾有什么新东西,我们都可以学。有了学经验、学技术、学管理的这种态度,没有做不好的。

现在北大国际医院的员工,不管有没有国家医保(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医院都会给医务工作者及其小孩,上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这也解决了我们后顾之忧。这些在厦门长庚医院都做不到的。

从医院发展看,科室主任是中枢神经,他们既是医疗业务骨干,也是一家医院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核心人物。谁能抓住这些关键性人物,谁就能打造出名牌科室,甚至可以进行差异化竞争,最终推动一家医院的良性发展。

在北大国际医院这个新平台上,罗成华心中已经有了一盘棋。

罗成华说:

学科建设上,我们规划建设腹膜后肿瘤中心两个病区。一个是腹膜后肿瘤外科,做手术。一个是腹膜后肿瘤的综合治疗病区,比如说晚期病人做不了手术,可以采取综合治疗手段,包括射频,微波,冷冻,伽马刀,放射性离子植入,介入治疗,免疫治疗,甚至中医中药治疗等。做不了手术的,那怕是姑息性治疗,也对腹膜后肿瘤病人达到全方位照护,所有的病人都有个性化治疗方法,不一定都是手术。

科研上,有几个方向:第一,腹膜后肿瘤的新药开发研究,这要从基础做起。基因分析,寻找特异性的基因突变,然后寻找新的治疗靶点,通过靶点筛选有用的分子和物质,开发出新的药物。第二是腹膜后的免疫治疗研究。通过免疫治疗,延缓腹膜后肿瘤的生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认医生的时代还不近

随着医改政策愈发明朗,诸多医改新政如医生多点执业、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等,医改中医生们也愈发活跃起来,越来越多的医生和院长们走出体制内,甚至成为“自由执业者”如医生集团。

而技术上的更迭,更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重构着传统医疗体系。借助互联网发展,医患交流、患者社区等,使得医患之间、患者之间更方便直接对接,信息不对称局部得到解决。而商业机构在互联网医疗、移动医疗、医疗信息化方面设计出各种方案,来解决医患之间的“痛点”问题。在新技术的助推下,医生群体也更为方便地建立个人品牌。

政策和技术双驱动下,中国大陆医者的价值正在前所未有地发掘出来。对于多点执业、患者找医生还是找医院等趋势判断,罗成华持有谨慎而乐观的态度。

罗成华说:

多点执业刚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可以合法地多点执业。但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体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我的精力太有限,给我多几个点,也忙不过来。时间和精力上都很难保障。因此,对于我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对于我们这种有固定单位,尽管北大国际医院是混合所有制,但我们也属于“单位人”,因此,多点执业对于“单位人”的意义不大。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如果不是“单位人”,事业空间会很受影响,比如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因此,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单位人”。

至于将来是患者找医生还是找医院?

中国和国外有很多不一样,比如美国医生出名的途径是真才实学,看发表的文章,会上的演讲。由于信息公开,公众很容易能够了解或获取到医生的学术文章和医生背景,在哪些领域强。美国每年都有客观中立的评价医院和专科,有排名,对老百姓的引导。

中国比较复杂,中国一些所谓出名的医生不一定看病好,看病好不一定会出名。比如说某某是学会的主委,但不一定这些人看病好。

所以中国民众喜欢奔平台,因为平台好的,医生也差不到哪里。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认平台即医院,认医生的时代还不近。

微信微博、移动医疗APP等网络、移动端出现后,医患关系容易搭架,这条途径是非常有效的。但精力确实有限,也很难一一回答患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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